1374年，大才子高启被朱元璋处以腰斩，朱元璋史无前例地亲自监斩。刑场上，高启冲着朱元璋高喊：“死有什么好怕的？功过是非，你说了不算，自有后人评说。”这还没完，临死前，他用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三个血字。
高启生在元末明初的动荡年代，苏州人。老天爷给了他极其罕见的文学天赋，却没给他一个安稳的家庭。父母早亡，家道中落，高启的少年时代过得相当清苦。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，高启到了十八岁这个“大龄”依然没讨到老婆，是个彻头彻尾的穷酸单身汉。
但他有一个别人永远拿不走的硬核资产，才华。
有一次，他去探望生病的邻居周仲建。这位周大叔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，他对高启的才名半信半疑，随手掏出一幅《芦雁图》，想现场考考这个年轻人。
高启根本没在怕的，提笔就写：“西风吹折荻花枝，好鸟飞来羽翮垂。沙阔水寒鱼不见，满身风露立多时。”
周大叔一看，马上心领神会，这小子分明是相中我家闺女了！更为关键的是，周大叔一眼看穿了高启深不见底的文学潜力，当场拍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高启就靠着这首诗，成功迎娶白富美，成就了一段“一诗定情”的千古佳话。
清代大才子纪晓岚后来评价高启，说他写诗“拟汉魏似汉魏，拟唐似唐，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”。这评价简直高到天上去了，证明高启完全具备横淌文学史的实力。
如果高启一直留在苏州写写诗、谈谈恋爱，他的一生或许会无比幸福。偏偏时代的车轮碾过来了。
朱元璋夺取天下后，迫切需要顶尖文人来装点大明朝的门面，于是到处招兵买马。他给高启开出的offer是“户部右侍郎”，这可是个实权高管的位置。放到现在，无数人挤破头都要去抢。
高启的反应却出人意料：他死活不去。
从心理学的角度看，高启有着典型的“文人精神洁癖”。根据2023年底各大社科机构发布的关于《现代职场人心理与生存状态》的数据调查显示，超过六成的年轻职场人极其看重“工作自主权”和“情绪价值”，极其反感控制欲过强的管理模式。高启的思想，简直超前了六百多年。他早早就看透了朱元璋那种把人当工具的帝王心术。
在老朱还是个创业者，正和陈友谅、张士诚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高启写过一首《青丘子歌》，里面有一句“不闻龙虎苦战斗”。意思是你们打你们的，我不闻不问。等大明朝开国了，他又写了一句“不肯折腰为五斗米”，明晃晃地表示对给大明当官毫无兴趣。
朱元璋可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狠角色，信奉的是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。你高启才华再高，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等于潜在的敌人。梁子，就这么深深地结下了。
朱元璋由于出身贫苦，对当时支持过死对头张士诚的江南地主和文人阶层，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仇恨和防备。高启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，依然保持着那种“单纯的傲骨”，这无疑是在悬崖边上跳舞。
悲剧的导火索，是一首看起来毫无杀伤力的闲杂诗。
高启曾在一幅前朝画作《宫女图》上题诗：“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？”这本来就是文人相聚时，针对前朝元顺帝宫闱秘事的戏作，根本挨不着大明朝的边。
偏偏朱元璋是个疑心病极重的皇帝，他非要“对号入座”，认定高启这是在暗地里挖苦自己后宫不严、借古讽今。这口气，老朱一直憋在心里，磨刀霍霍，就等着找个借口除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。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很快就来了。
当时苏州知府魏观要在当地重修府衙，办公大楼上梁，按照惯例请当地最有名望的文人高启来写一篇《上梁文》图个吉利。高启大笔一挥，写下了“郡治新还旧观雄，文梁高举跨晴空”，里头还用了“龙蟠虎踞”、“龙廷”这样的词。
这本属文人写庆典文章时常用的壮丽词汇，偏偏那个府衙的选址，恰好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。
朱元璋一看这份报告，雷霆震怒。他的逻辑十分可怕：张士诚的旧皇宫，你高启竟然敢用“龙蟠虎踞”来形容？你这是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在给张士诚招魂？你是不是对大明朝心怀不满，企图谋反？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最高权力机器一旦开动，高启的命运便彻底注定。
洪武七年，寒冬。
南京城的菜市口刑场上，气氛肃杀得让人窒息。朱元璋判处了高启极其残酷的腰斩之刑。
放眼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，皇帝亲自监斩一个文人，极其罕见。朱元璋要的绝不仅是高启的命，他要彻底摧毁江南文人的心理防线，要让他们看到不合作、不低头的下场。他要亲眼看着这个用诗歌嘲讽过自己的硬骨头，在极度痛苦中一点点死去。
刀斧手手起刀落，高启被生生斩成数段。
惨烈的一幕发生了。高启并没有立刻断气。他承受着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剧痛，伏在冰冷的血泊中。他没有求饶，没有哀嚎，眼神中依然透着那股看穿历史的清冷与决绝。
他用小半截残缺的身体艰难地支撑着，伸出手指，蘸着自己喷涌而出的鲜血，在刑场的青石板上，一笔一划，连写了三个极其刺眼的“惨”字。
这三个血淋淋的大字，是对朱元璋暴政最无声也最震耳欲聋的控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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